2019年中国经济在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型与结构调整过程中
风险之一是部分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难以为继,甚至有陷入违约窘境的风险。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地方政府就处于持续加杠杆的过程中。而且,不同地方政府债务的分布非常不均衡,发展程度较低、偿债能力不足的省份,真实债务反而越高。在房地产调控不放松、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金融监管方向不变的形势下,部分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可能会暴露出来。
风险之二是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可能产生的多方压力。能否控制住房地产风险,是我国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笔者预计,2019年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调控不会放松。不过,房地产调控将带来一些压力。第一,土地出让金缩水导致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下降,使得部分地方政府难以平衡财政收支;第二,房地产投资增速逐步下滑,并与基建投资增速下滑相互叠加,使得经济增速显著下降;第三,房价下行可能导致部分高杠杆购房家庭面临违约境地;第四,房价持续下行也可能使商业银行面临资产端信贷质量下滑压力。
风险之三是美国长期利率超预期上行,造成全球资产价格动荡,并传递至中国国内的风险。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显著超过预期,在减税等扩张性政策推动下,未来美国通胀率可能显著上行,从而带动长期利率大幅上升。美国长期利率大幅上升,一方面可能导致美国股市显著向下调整,另一方面可能造成一些脆弱性较强的新兴经济体再次面临本币贬值、资本外流、资产价格缩水等冲击。这可能使中国经济面临资产价格下行、资本外流加大与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等挑战。
尽管我国经济在未来面临上述灰犀牛风险,但只要我们做好准备、应对得当,这些风险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依然是可控的。我国经济体量大、市场大、韧性强等基本态势没有变,我国坚持市场化改革与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取向没有变,这将使我国经济在应对金融风险冲击方面具有更强的能力与更广阔的战略纵深。
下一步,我国应通过如下思路来应对上述灰犀牛风险。第一,考虑到中央政府债务负担依然很低,应该加大发行国债力度,以对冲地方政府的去杠杆压力。对于具有典型公共产品特征的地方政府债务,在不引发道德风险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可以考虑提供一定支持;第二,银行体系应该对未来的不利冲击做好准备,适当提高资本金与拨备水平;第三,在房地产调控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应慎重估计具体措施对市场的冲击力度,并做好应对准备;第四,应该继续保持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审慎管理;第五,应通过出台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加快开放政策来提振市场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