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刻薄少恩在其变法的过程中暴露无疑，法不容情在法制社会的今天看来是很在理的，但在以权治国的古代社会无疑是过分的。不论因何触法，知道你触犯了他订下的法规，你就得受罚，没有任何理由，一时间多少人因此饱受皮肉之苦，多少人因此满怀怨恨而终，多少人因此亡命天涯。最触痛当局的无疑是对他们的权利威胁，太子不留神犯法，商鞅竟刑其大夫，黥其师。诚然此举能令人信服，但何尝不在给自己下套，在一切为己的社会里，无疑商鞅是不懂得变通的人。商鞅最令人不齿的行为应当是诈败魏国。虽说战场上为得胜利不择手段是常事，但商鞅以饮酒求和为名引得魏将公子昂前来并于席间袭杀之，实无最基本的道德。可以说是道德沦丧。我们说盘外招不是不可以用，但不能这样用，无论是用间还是使诈，都不失人之信度，因为战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交锋，但以自己的信用作手段无论如何都不能信服的。当然如果这些种种最后都没能成为商鞅后来被车裂致死的因素的话，我们都不能说他什么，但很不巧的恰恰是这些最终要了商鞅的命。 再说他贪婪无度，在成秦相后，商鞅有些飘飘然，大谈自己对秦国的贡献。四处招摇，一度有不备齐应有的排场不出行的情况出现。由此引发了隐者赵良对其的晓之厉害。然，处于权力顶峰的商鞅非但不认可赵良的规劝，反而变本加厉起来，拿自己和辅助秦穆公称霸诸侯的五羖大夫并论，并得出己成就已经超越了彼五羖大夫。赵良不堪商鞅的自我吹嘘，以实例说明，商鞅之贡献比之五羖大夫来实不值得一提。且进一步指出商鞅变法急功近利，与百姓无恩，与卿相无德，如再贪恋名位荣华，必将身败名裂。由此认定商鞅只有及时抽身秦国，才能保得后世太平，但商鞅终不信赵良之言。 及孝公败，果如赵良言，太子登位后，商鞅立马就被受过他刑罚的太子傅太子师报复。秦惠王以谋逆罪捉拿之，商鞅出奔，夜欲就民舍，被民舍以不验证正身不能留宿为由拒绝（被自己定下的制度所制，可悲可叹。作茧自缚用在商鞅身上实不过分），后又逃之魏地，因痛恨其昔年诈败公子昂而不肯入之，最终走返秦地被捉后遭车裂。